上文的分析表明，保护个人信息其实并不是保护个人信息本身，而是通过保护个人信息来保护其他权益，这就是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利不能成立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需要对个人信息采取行为主义规制进路的原因。

真相却是，由核事故造成的恐慌所带来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该事故本身。通过补偿机制来确保公正，同时增加行政措施的合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应急工作办事机构，负责应急管理的协调和指挥工作。对于这种集体恐慌症，研究人员用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来称谓。全球航空公司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比如，预期效用理论假设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且偏好遵循少数几个规则，决策者按最大预期效用进行选择。大量的研究已经发现，心情好的人做出乐观的判断和选择，心情不好的人做出消极的判断和选择。

[31]然而，不论是后悔理论，还是失望理论都是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均为预期效用理论模型的变式。[17]See Paul Slovic. Elke U. Weber, Perception of Risk Posed by Extreme Events, at the conference of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an Uncertain World, Palisades, New York, April 12-13，(2002). [18] See Wessely, S.， Wardle, C. J.，Mass sociogenic illness by proxy: Parentally reported epidemic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cry , 1990(157).pp.421-424. [19] See Eric A. Posner, Fear and Regulatory Model of Counterterrorism, Vol.25，Harv. J. L.PUB. POL'Y(2002).p.681. [20] See Panksepp, J., Affective neuro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3-35. [21]参见徐晓坤等：《社会情绪的神经基础》，载《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3期。荷兰有将近一半的国土在海平线下，地势低洼，自然条件差，人均耕地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却是在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农产品出口大国，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为456人，是中国大陆的3.53倍。

政府机关在依据授权履行监督职责的同时，也受公众和传媒的监督。更进一步的要求是：他必须活得有尊严，不被歧视，并尽可能地不被边缘化。地区差距，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折合美元实际购买力（PPP）计算，上海已达14471美元，北京为9405美元，辽宁、山东等省为4000多美元，山西、河南、湖南、陕西、四川、云南等省为2000多美元，而西藏、甘肃、贵州只1000多美元，其中贵州仅为1245美元 [11]。[20]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第九条。

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使志愿者，使非政府组织能发挥积极作用，发展公益事业的公共空间。健康教育不断普及，城乡居民卫生知识逐步提高。

2，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同样地认可和尊重，并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0.28，而到了90年代末已达0.458，已处在使社会应该警醒的临界点上。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不同，其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是相关各方的主动参与与合作。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国家统领一切。

因为，在这些方面，不遵从市场规则，国家就不可能为自己的国民买不来合格的服务和合格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当人类在几百年中经历了掠夺、殖民、经济危机和世界的和局域的战争，自然的和因人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而带来的灾害，经历了不同文明、不同种族、民族、宗教、信仰间的敌视和仇杀，开始认可和接受世界的多样性，使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构架有可能形成时，人们开始领悟到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确定了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向后，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私人和公共四个空间 [25] 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意到：第一，在中国不存在因市场化而致医疗改革失败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向联合国报告自己的执行情况。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很容易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城乡隔绝，逐渐形成了城乡居民在多个方面的待遇不同 [8]。

而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最大的功业在于使一般的人，使尽可能多的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种中国特有的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很长一个时期还将施影响于我们。

为什么同为中国的香港、台湾，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比大陆多（大陆为129人。一种基于人权法的理念提出的政府应确立的关键指标包括：1，政府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任何国家的财力都是有限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把什么看得更重。三次调查反映，十余年来中国人因经济困难有病未能就诊、住院和未治愈出院的状况未见好转，在有些地域还有所恶化 [7]。公共卫生正是一个应该加强政府投入的领域。[18] 联合国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本节其他内容参见联合国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和1997年、1999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1] 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公民能够在尽可能充分把握信息的前提下，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国是一个总体性很强的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后，政府管辖领域外的市场空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正处于先后显现成形的过程中。健康权对政府责任的要求，不是包揽所有人的医药费，而是保障所有人在享受由政府卫生支出而成的公共产品上的公平待遇。

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为27％，在一般发展中国家为42.8%，最不发达国家为40.7%，世界平均为38.2%。已往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习惯从后两者出发去思考问题。

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当人们言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时，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状况，而当我们强调人类发展时，关注的是个人，关注每一个，或者是一个个的人的状况。迄今为止，中国的卫生领域还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正是由政府财政运用税赋收入作二次分配而成的社会公正。

在考虑问题的次第上，社会仍后于经济。这些，有的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是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7，婴儿对主要传染病的免疫。如果说经济不发达，是因为人口多，人均资源少。

或者无可奈何地辩解：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钱去解决全体国民——尤其是在总人口中占多数的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同时，卫生部的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还反映出国民中的大多数不享有任何国家设立的医疗保障，在城市和农村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因经济困难而有病未能就诊、住院，或者未治愈即出院。

——关键在政府问题单子上的排序，而根本则在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医疗改革中问题的出现恰恰与政府的各部门间产生缝隙，在确立目标，进行规划时，不能做整体思考，在行动中，各自为政相关。而如果以县为计算单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珠海市区与最低的贵州省晴隆县相比，两者相差84倍 [12]。第四，公共卫生不同于个人看病，关系众多人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安全，在工作中须应对紧急情况，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应回到政府中，并加大投入、编制和责任。

第二，医疗保障制度是一种联接公民、政府、医生及医疗机构等的复合关系。这使我们认识到反映整体的数据只能用来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只能用来展示国家的成就，而并不能反映在一个国家中每一个人实际的生存质量。

与健康权相关的是同一公约中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规定 [20]。现代的行政管理在民主政制之下原本应是由作为国家的主人的人民选出的代表会议授权代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行为。

而到了2003年，20％金融资产最多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比率已经上升到67%以上 [14]。因此，为人们所服从的，主要不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力，而是被认为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威。